徐景行能认识几个甲骨文，是真的只认识几个，毕竟这玩意儿实在太抽象了，不是专业人士，可能连一个都认不出来，就算有的字跟现在的简体字在结构上是一致的，依然很难分辨。
另外人家好歹是铭文，也是有艺术性的，很多字体也都写的很花哨，更增加了辨识的难度。
举个例子，人尽皆知的司母戊大方鼎上边有“司母戊”三个甲骨文，这也是这个名字的来由，是郭沫若提出来并且确定的。但这个名字也有争议，因为有其他学者认为鼎上的铭文应该是“后母戊”。在商周时期，“司”和“后”两个字的写法是一样的，但意义却截然不同，“司”通“祀”，有祭拜祭祀的意思，司母戊就是祭祀母亲戊的意思；而“后”的意思则是伟大、尊敬、了不起的意思，就像“皇天后土”中
的后一样，是一个修饰词。
同一个字，两种不同的意思，在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和解读以后，2o11年国家博物馆新馆开业时，被移到新馆的“司母戊大方鼎”被正式改名为“后母戊大方鼎”。可是社会各界对于“司”“后”两种解读方式的争议不但没有因此消弭，反而变得更加激烈，连这只大鼎的相关机构都不知道该怎么读了，国家博物馆采用的自然是新名字，可是在这只大鼎的出土地殷墟以及
国内唯一的国家文字博物馆依然以“司母戊”来命名，社会各界就更不用说了，争议更大。这还只是单纯的释义争议呢，事实上关于这只大鼎上的铭文还有其他的解读方式，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那铭文是两个字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字，更有人认为那是字与画的结合，相当于现在人们常说的花鸟篆
一类的象形符号。
这可不是那些人信口开河，而是这么解释也能解释得通。徐景行在看到后母戊大方鼎上的铭文时，也有过这样的念头，因为那个铭文实在太美了，而且确实有着非常强烈的象形意味，猛地一看就像一个小人跪在地上向另外一个人行礼，头顶那个“司”字完全可以
看做是帝王的伞盖，这么解读完全符合这只大鼎本身所的意义，因为这是商王为了祭祀母亲而铸造的大鼎，跟图中的涵义完全吻合。
而且从构图方面来看，跟下边的两个字是浑然一体的，从整体结构看就是一幅画。
当徐景行第一次在历史课本中看到这个铭文的拓印图时，真把它当成了一幅图，而不是三个字。
连他都能产生这样的解读方式，就更不用说其他专家学者了，知识越渊博，对这个铭文的解读方式就越多，也越千奇百怪。然而这不是说谁的解读方式就错了，实在是因为商周时期距离现在太过遥远，流传下来的文字又相对较少，这些文字不是从龟甲上找到的，就是从青铜器上找到的，可龟甲也好，青铜器也罢，所能承载的
信息都很有限，一片龟甲上能有三两个字？
青铜器上的铭文可能会稍微多一点，但过十个的也少，所以解读起来非常难。距今为止现的甲骨文字总共约四千五百个，可是解读出来的才两千字左右，还有两千五百多个甲骨文字没有解读出来，缺了那些没有解读出来的，整个语系就变得支离破碎，是个不完整的东西，解读起
来自然分歧重重。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继续掘更多的甲骨文字，文字越多，解读起来就越容易，就跟大数据似得，数据越丰富，得到的信息越准确。这也是某些单位挂出高额赏金悬赏一些疑难杂字的原因，因为
这东西确实需要群策群力，光靠那些个数量有限的工作人员和专家来解读，可能好几辈子都做不完。
这还是古文字研究科学如此达的现在，如果搁在几十年前，那些人就算想要仿写甲骨文也不知道该怎么模仿，因为根本没有模板可供他们参考。
所以说只要在古玩上现甲骨文，只要能确定甲骨文的结构没问题，就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东西是最近这一二十年内仿造的；二，东西是真的。这只小鼎上的甲骨文肯定没问题，尤其是字体结构，在“六书”方面跟汉字一脉相承，绝对不是什么人胡写乱画的，而是有着深厚的文字功底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铭文，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瞒不过书法造诣
颇深的徐景行的。
因此他看到铭文的瞬间就知道这只小鼎要么是现代人的高仿之作，要么是商周时代传承下来的真品。
可是现代人的高仿之作显然仿不出那浓郁的灵气和凝实的本相，所以，这只小鼎一定是商周时期制作的。
只是不知道这只小鼎怎么会一代代的传承至今的，因为商周距离现如今实在太过遥远，一代代的传承下来而没有受到任何破坏，那得有多么的幸运啊？
不过他可不是专业人士，也没打算研究这只小鼎的来历，更没打算因此而写一篇论文或者啥的，他只是想收藏这只小鼎，顶多偶尔拿出来用用，所以只要能确定小鼎是真品就好。
可是他解释的太仔细了，把这只小鼎的珍贵之处解释的一清二楚，连一旁的林小雅也有点吃惊，“价值这么高？”他点点头，“我可以确定，这只小鼎一旦被官方现，绝对会被当成国宝供起来，地位甚至有可能跟后母戊大方鼎齐平，因为这只小鼎先保存的好，其次上边的铭文多，这么多铭文的商周鼎一旦面世，是
真可能轰动全世界的。”
殷晓静有点急了，“这么贵重，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