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翳当真是无可奈何了，本想着一举攻破滕城，重新确立霸权以让这些小国安分一些。
却不想滕城还没到，就现在武城、兰陵、缯这一带转了一大圈，处处被动。
分兵不敢，不分兵又根本追不上，破城不是恐吓而是真能做到，沿途义师又秋毫无犯。
这一圈转下来，许多城邑都有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
义师乃君子之师，秋毫无犯，为利天下而奔波。
越王乃残暴好战之君，沿途所过，征集粮草民夫，实非明主。
等到四万大军奔回缯城的时候，义师在几十里外攻破了一个小邑后就溜走了，只留下了缯城附近的一些准备攻城的痕迹，缯地的越人不敢出战，还好守到了越王到达。
旁边那座被攻破的小邑，义师则驱逐了当地的越国贵族，比在武城分粮食做的更为坚决，直接将隶属于越人贵族的公田和禄田分掉，将奴隶全部释放。
在那座小邑义师逗留了不过十天，可就是这十天，依靠着墨家那强悍的宣传鼓动和组织能力，已经完成了这座小邑的土地大致划分，还扶助了困苦之家，惩办了一些名声不好的小吏，赶走了禄田的越人贵族，解放了奴隶，顺带着还宣传了一下“乐土”之愿景，甚至还在这里演出了几场戏剧……
反正墨家要争取的，是可以成为自耕农的份田制农夫，和越国的战争状态下处置贵族，那只是一种“敌对状态”下的常态，而非是要“废除世卿贵族”和天下诸侯和旧制度发出檄文。
越王翳这一次真正是暴怒了，已经六月了，之前的会盟被义师打乱，现在则完全又成了一幅笑话。
待他收回了那座小邑，又在缯城征集了粮草后，先让费国国君修筑城防，集结费国之军在国都，不用跟随出征，只要守住就好。
然后稳扎稳步，从缯国带着大军慢慢走到了兰陵，又从兰陵沿途慢慢走回了倪城附近，这一次义师倒是老实了许多，直接没有了踪影，应该是退回了滕地。
越王翳带着大军抵达倪城的时候，已经是七月流火的季节，从四月晃到七月，大军都已疲惫不堪。
更可恶的是，倪子等到越王一到，急忙请罪，说是城内的粮食都被墨者弄走了。
这一点越王原本不信，之前墨家可是秋毫无犯，既然以义师为名，这种事怎么看都做不出来。
再一问，不由大骂。
原来义师之前攻破了倪城后不久，前往沂水会盟的倪子就急忙返回，可是返回的路上又被滕地出征的一部分义师抓获，予以教育“仁义之政”。
这涉及到一个意识形态解释权的问题，按说教育这种事是周天子、霸主和大国国君才能做的。
但是墨家一直在强调天志，并且一直在说“我有天志如匠人之有规矩”，所以教育倪子那是“代天而教”，天存不存在不重要，重要的是墨家宣称自己掌握了天志。
因为墨子之前就今天骂秦伯好战，明日骂越王好战，后日喷鲁侯愚钝，偶尔说说齐侯智障，这骂的基础就源于天志。
倪子接受不接受，不取决于道理本身，取决于墨家的军力。
周天子若能灭杀墨家，自然可以说天子才有资格讲天志，然而周天子并没这个能力，于是倪子只能听。其余诸侯想要讲“礼”的道理，得先把自己身上的屎擦干净，然而他们并没有成体系的道理和意识形态，现在五德之说又未出现，儒家全面势微，在意识形态体系上没人能和墨家一叫雌雄。
至于天志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还是世卿贵族理所当然、亦或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是民族大义、还是克己复礼、亦或是分封天下、甚至是君权神授，那又是自身道理体系的问题。
掌握解释权，就如同科举本身，是极好的文官选拔制度，而关键在于考什么。
墨家号称掌握天志、或者儒生号称掌握仁义之道、或者教会宣称掌握了神的旨意，这都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解释天下的问题。科学本身也是一种解释天下的方式，如果证明是有效的，那么就要从小强制接受，潜移默化，这是正常的。
适不怕走错，因为他本身就知道这天下该怎么解释，所以墨家的口号是“同义”、“平等”、“兼爱”。
三色中的那一色换为了墨家的同义，因为墨家不需要鼓动绝对自由来对抗王权和贵族，也因为此时的手工业者和小资产者的力量太弱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性。与其鼓动绝对的自由对抗封建，不如先锋队同义来搞掉世卿贵族更简单。
以同义和“天志”为基础，出面教训了倪子之后，滕地的墨者以钱财铁器，购买了滕地民众手中的粮食，那些粮食本就是府库发下去的。
民众无不踊跃，还帮着把粮食用墨车送到了滕地边境修筑的那个堡垒上。
但是墨家也没全部买光，除了留下了民众的口粮外，还留下了一部分粮食，由倪子做个见证人，给越王写了封信。
信上说：两军交战，不应扰民，这是天意，违背必无幸。如今义师买走了倪地民众的粮食，也留下了口粮种子，巨子多说越王乃残暴好战之君，所以墨家担心越王你征集民众的口粮，所以又留下了够四万大军半月之粮，请越王不要抢夺民众的粮食以生饥馑。
倪子为证。
下面又写了越王翳欠墨家一共五万石粟米，战后即要归还，这石正是周制的小石，周制与越制不同，正是讽刺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