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开头，有必要向读者诸君简单介绍一下隋时的货币：
在隋唐时期，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在市面上广泛流通的货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官方印模铸造的铜钱，另一种则是绢帛、布匹。而在隋朝，直到唐朝中前期，人们使用绢帛、布匹进行交易的情形还要多于使用铜钱。
可能有读者会问道：中国古代不是已经有了银票、汇票等支付工具吗？
列位，您所说的银票、汇票在隋唐时期确实已经出现了，但不叫银票、汇票，有一个生动形象的名称叫做“飞钱”。据史书记载，“飞钱”最早出现在中唐时期，也就是藩镇割据形成时期，所以说隋朝商行与商行之间如果进行大笔金钱交接，仍需采取实物交接的方式。
具体到唐介休与张伯和之间的这次交易上，张家的大管家张安经过多方筹措，终于在短短十天时间内筹措到了约一百多万贯“开皇五株”和三十多万匹绢帛布（按当时一匹绢帛约合五贯铜钱，一匹布约合两贯铜钱计算，约合近二百万贯），装满了二十多辆马车，每辆马车除了驾车的车把式外，还跟有两到三名不等的家丁负责护送、装卸，一行百十来人车浩浩荡荡从广陵动身，过江来到了建康城。
关于双方交接这笔巨资的地点，唐介休是有着他自己的考虑的：按他的本意，原是要将交接地点安排在他在建康的宅邸的，因为这样更易于保密，可是他又担心如果在自己的宅邸接受这笔巨资人，日后若是夏侯福等人知道了这件事，会怀疑自己贪墨这笔应当一文不少上交东宫私库的巨资，真到了那么一天，自己可就说不清楚了。
所以，出于稳妥考虑，唐介休最终还是决定把双方交接三百万贯巨款的地点定在他的“升和汤饼馆”，在接到张安率领人车从广陵动身前来交付资金的消息后，唐介休为防意外，还特地请求夏侯福派了几十名亲信校尉来，将整条朱雀大街严密封锁了起来。
夏侯福自然知道这笔巨资对太子杨勇的重要性，为了确保这笔巨资万无一失，他主动向唐介休提出，一俟这笔巨资抵达了“升和汤饼馆”外，无须卸车运进汤饼馆，只须由唐介休的手下清点核实数目后，立即交由他派出的一队军士径直押送回长安，上交东宫。
但是，唐介休却委婉地回绝了夏侯福的这一要求。他向夏侯福公开说出的理由是：事先他已向担任东宫长僚的胞兄唐令则，并通过唐令则获得了太子杨勇的首肯，待张家向他交付退伙金后，其中一部分要用来偿付他切断张家货源，高价收购蚕丝的许诺给吴州、湖州等地农户的定金，剩下的待清点完毕后才能运往长安，上交东宫。
实际上，唐介休之所以拒绝夏侯福的要求，也是有私心的：如果按夏侯福所说的去做，在“升和汤饼馆”双方进行清点交接罢，立即将三百万巨款交到夏侯福手中运往长安，那么岂不是显现不出来他唐家二公子在这件事上为东宫立下的功劳了吗？
唐介休心里打的如意算盘是：要通过为太子赚得这三百万贯巨资这件事，在太子杨勇头脑中印下自己的名字，以便为自己将来能够弃商从政埋下伏笔。
打心底里说，唐介休虽然认为胞兄唐令则命他南下建康担负起为太子筹措隐秘资金的重任有他的道理，也不敢违背胞兄的意愿不去，但身为堂堂的关中世家高门子弟，唐介休是极不情愿放弃跻身朝堂、光耀门楣的机会，只做一名富家翁的。
所以，不管是他不惜采取见不得人的手段将身负手抻拉面绝艺的杨凌招揽到建康来开办“升和汤饼馆”，还是这回空手从张家掠取三百万贯的巨资，其用意都是想尽快在太子杨勇面前显露头角，为杨勇登基继位之后，召他回京入朝做官打下基础。
当然，唐介休在回绝夏侯福立即将三百万贯巨款转运回长安这一要求的同时，也充分意识到了暂时将这笔巨款存放在“升和汤饼馆”给自己带来的偌大风险，早已暗命石当带领一百名轻壮家丁做好了各种准备，只要这三百万贯在自己所开的“升和汤饼馆”过上一夜，以此向太子杨勇证明是自己施展智计从张伯和手中为他赚到的这笔巨资，就立即命石当带人将这笔巨资转运回长安。并且，他早在十天前与张伯和签下退伙契约的同时，已致书胞兄唐令则，请他派人在沿途接应，确保这笔巨款安全抵达长安。
可唐介休却没想到，正是由于他的这番私心盘算，拒绝了夏侯福提出的只清点、不卸车，立即将三百万贯转运回长安的要求，也给他的对手带来了一个可乘之机。
杨凌被唐介休以为司马府的差人赶制宵夜的名义软禁在汤饼馆以后，抱定不再试图和外部主动联系的主意，每天除了日间正常开工，夜晚加班赶制汤饼以外，就是蒙头在汤饼馆二楼用包间临时改成的一间宿房里呼呼大睡，一连十天天天如此。即便是在这十天里，三郎每次来找他说话，问询他在店里的情形，他也懒得搭理，并且从不背着奉唐介休之命与他同住一室的唐喜单独和三郎接触
这样一来，就给唐喜造成了一种错觉，渐渐放松了对杨凌的监视，对他在汤饼馆范围内的活动盯得不那么紧了。
提醒读者诸君注意，所谓的汤饼馆范围之内，不仅包括汤饼馆的整幢二层楼，还包括设在楼后，供店内伙计人等和食客们方便的厕所。隋朝时不像今天有抽水马桶，厕所都是旱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