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的日子过的已经非常艰难了，几处战场打的是如火如荼，但每一处战场都没有一点进步收获，反倒是处处告急，处处请兵请粮。
兵可抓丁充入，但钱粮可是硬头货，不是说有就有的，
这些年，袁绍治理三州四郡，采取的是勾连上层的策略，尽量保护支持自己的门生故吏和世家大族的利益，这样就和他想要治理地方，发展生产又产生了根本性的矛盾。
如果支持百姓发展生产，复兴农业，那就是和地主阶层产生了根本的矛盾，而支持地主发展生产，结果地主豪门的产出，却都落入了人家的腰包，袁绍根本就得不到任何收获，最终只能一面讨好世家大族，一面依靠压榨已经不多的百姓，来维持自己庞大的军队和官僚体系的运作。
结果百姓越压榨越苦，越苦越逃亡，就出现了现在这样的恶性循环。
现在前线战事紧急，需要粮草无数，但自己的府库里已经告罄，唱起来空城计。于是，袁绍也把目光投向了在他看来是卑贱的商人。
他也想施行吕鹏的向商贾购买，用商贾直接向前线输送的办法，收集粮草，以节约运输上三倍以上的消耗。
但是这个办法实在是行不通。
原因之一就是袁绍拿不出钱来兑付商人的货款，而袁绍亲自签发手令，也就是借条，结果商人们都是以百般借口给于推诿不接。
于是，袁绍就尴尬了，他就不明白，为什么以商代运的办法，在吕鹏那里就行得通，而在自己这里就行不通呢。
之所以是这样，还是思想在作怪的原因，在幽州，吕鹏施行的是士农工商并举，其实在商业上，还要比其他阶级成份高上那么一点，让备受压迫的商人，对吕鹏在内心里是感恩戴德的，从行动上是坚决支持的，而更根本的是，吕鹏知道利益均沾的道理，并把这个道理彻底的贯彻下去，于是商人们在被理解被尊重的基础上，再有利益相连，怎么不是无往而不利呢？
而袁绍依靠门生故吏，和河北（黄河以北）世家门阀大族起家，对商人历来轻视，而且已经根深蒂固的轻视商人的思想作祟，对商人就当是韭菜，时不时在自己需要的时候，还宰宰肥羊，剪剪羊毛，这已经伤透了商人们的心。
既然商人靠不住也不给面子，那就还要依靠支持自己的世家大族，向他们伸手索要钱粮支持吧。
但世家大族是支持你的统治，也支持你的行动，但支持你也是有底线的，不是无限的，你这样无度需索，还不给钱来交换，那谁老是这么傻啊，于是大家也是一片阳奉阴违。
这时候，有一个其实对他是好事情来到了他的面前，那就是汉献帝派来使节来调节他和吕鹏的这场莫名奇妙的战争。
汉献帝被李傕、郭汜胁迫，两人在长安相攻数月，死者万数，长安城几乎变成一片废墟。但不久，刘协在原李傕部将牛辅，国舅董承还有徐晃等的护卫下，摆脱了李、郭的控制，逃往弘农，进驻安邑。又辗转东行回到洛阳。
洛阳已经被董卓一把大火烧成白地，现在汉献帝穷的已经栖身在残垣断壁之间，文武大臣一个个饥寒交迫，成了要饭花子，连口野菜也没的吃，汉献帝的供给，都依靠诸位大臣上街乞讨来应付，可谓穷困潦倒到了极致。
不过逃离了李郭的魔爪，就感觉到了军权的重要，想起当初袁绍起兵讨伐董卓，可谓对汉室忠心耿耿，于是就想招袁绍勤王护驾，所以派来大臣御史大夫王匡，亲自携带诏书前来调节吕鹏和袁绍的战端，开出的条件是，袁绍归还幽州四郡给吕鹏，让吕鹏归还任丘给袁绍，两人盟誓永不相功，希望袁绍尽快解决战事，然后兵发司隶洛阳，保护汉室。
沮授一见，看到了巨大的机会，于是立刻上书建议袁绍接受献帝圣旨，结束这场没有希望的战争，然后接献帝来河北，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高度。
结果袁绍认为，这是汉献帝偏袒吕鹏，这个圣旨提议对自己不利。再一个，接了汉献帝过来，就要养活他以及他手下全部文武官员。
养活皇帝，那可绝对不是一个小的负担，按照汉灵帝的标准，一年皇室的费用最少是二十亿钱，还要给他相等级别的建造宫室亭台，那花费可就是一个无底洞了，自己的财政是无力负担的，更别说皇帝手下的一帮文武也要安置不是。
最关键的还有一点，那就是现在自己多自由啊，想干什么干什么，想怎么的就怎么的。一旦皇帝来了，自己就要听皇帝的，不但要听皇帝的，还要忍受那些群臣对自己的指手画脚，更是侵夺了自己大部分利益，最后闹不好，就是一个被人架空的局面。因此左思右想之后，袁绍拒绝了这次对各地军阀除了吕鹏之外，所有人来说都是送上门的天大好事。
也就断送了体面的结束这场没有希望战争的机会。
御史大夫王匡将这个圣旨交到幽州，这可是天大的事情，这是皇帝的圣旨，可不是内阁敢决断的，于是幽州再次派人突围进入了任丘，将圣旨交给了吕鹏。
吕鹏拿着这个圣旨看都没看，直接丢还给了幽州来的信使，嘴里嘀咕：“现在皇帝这个东西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圣旨这个东西对我们已经不再有任何法律约束力了。对我有利的，我就拿来遮遮羞。对我没利益的，我都懒得看了。就比如这个圣旨，我认为就对我没有用处，你们什么时候看到我把已经吞到肚子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