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包销，就是由专门的商团负责销售这些国债，如果销售不出去，那么没有被销售出去的部分国债将会由商团一力承担。
这样，朝廷就完全不用担心国债的销售问题。
当然，商团的运营也是有成本的，所以会收取一定的费用，董舒昌在奏章中承诺，董家与几个家族成立的商团，可按总国债的金额的三分来收取费用，也就是每卖出一百万两的债券，商团收取三万两白银。
那么两千万两的国债，这意味着商团足足可以向朝廷收取六十万两白眼。
六十万两呀，董宣武未出现前，董家的总家产也就只有六七十万两白银。
这两年，在董宣武的照顾和帮助下，董家投资了多家工厂，董家的生意因此而急剧膨胀，利润直线上升，现在家产才勉强达到两百三十多万两。当然，这是不计算董宣武的资产在内。
董宣武几乎在所有的新兴工厂中都或多或少有股分，算起来他个人的资产恐怕早就超过了董家的总家产了。
这还是董宣武将其中不少投资，直接转到了五行卫名下的缘故。
至于五行卫的投资，不说资产总额，单单每年的收益便足足有近两百万两之巨。这还不算贵州部分的企业，相信贵州那边发展起来，其利润也绝不会低于京师这边。
正因为财大气粗，董家联合其他几大家族以及五行卫的投资管理部门，才敢说出包销两千万两国债的大话出来。
这份奏章一报到朝廷，顿时震惊了朝廷。
大明缺钱缺得厉害，大臣们一个个像是饿极了的猫，见到银子就两眼放光。现在突然有人说愿意以朝廷商税、农税为抵押，借给朝廷这么一大笔银子，谁会不同意？谁要是不同意，那简直是与朝廷上下所有官员做对呀！
内阁大臣不敢耽搁，立刻送往紫禁城中。
“董家、郭家、薛家、徐家、胡家……这些家族，还有五行卫，真的有这么大的财力，能拿得出两千万两这么一大笔巨款？”
魏忠贤接到这一份奏章，心中不由的一愣。不过，旋即瘪了瘪嘴，暗道：“管他呢，反正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日后就算是朝廷还不起，吃亏、倾家荡产的也是这帮子不开眼的家伙，关咱家何事？
由他去吧！”
想到这里，魏忠贤也没有难为这封奏折，直接送到了天启皇帝的桌案上面。
董宣武早已经通过信王跟天启皇帝通过气，告诉他会有这封奏折，天启皇帝正等着这份奏折。
饶是如此，当他看到奏折上两千万银子国债时，天启皇帝还是吓了一大跳。
天启皇帝原以为，能借到一千万两银子已经顶天了，没想到，董宣武一下子就答应借两千万两。两千万两银子如果到手，能做多少的事情啊。
要知道，大明以前每年的税收收入，也才五六百万两。这两年因为永定河畔大量的企业涌现，导致顺天府的商税大增，每年也才多出一两百万两而已。
当然，五六百两的税收是指押解到京城国库的税收，而不是指大明全部的税收。
大明的地方官员在税收收上来后，会直接扣除来年的用度，然后剩下的才会上解朝廷。这当中，可操作的空间极大。
董宣武怂恿皇帝发行国债，也有借发行国债之机，趁机埋下监管地方官员的一颗种子，以便日后大举整顿各地吏治。
因为既然大明是以商税和农税为抵押，那么必定要成立相应机构来监管商税和农税。董宣武认为，天启皇帝最有可能会让信王来监管这一块。而作为承销的商团，往里面插入一些自己人，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天启皇帝当然没有想到董宣武的布置如此深远，在接到这份奏折后，基本没有怎么犹豫就同意了。
这份奏折被批下来，以董家为首的董党各方势力立刻行动起来，正式成立了大明复兴董事会，董党第一次以大明复兴会的名义走上世界的舞台。
在筹备大明复兴会的同时，第二封奏折《请重修各地水利奏章》由徐光启呈递给了朝廷。
徐光启本就是数学、天文、历法、水利等方面的专家，颇具声望。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并刻印刊行。
翻译完毕《几何原本》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徐光启根据利玛窦口述翻译了《测量法义》一书。
后徐光启又将《测量法义》与《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相互参照，整理编撰了《测量异同》，作《勾股义》一书，探讨商高定理。
在此期间，徐光启还开辟双园、农庄别墅，进行农作物引种、耕作试验，作有《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图说》等书。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启回到北京，因钦天监推算日食不准，他与传教士合作研究天文仪器，并撰写了《简平仪说》《平浑图说》《日晷图说》和《夜晷图说》。
万历四十年（1612年），徐光启向耶稣会教士熊三拔学习西方水利，合译《泰西水法》6卷。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初冬，因与朝中一些大臣政见不合，徐光启告病去职来到天津。
他在房山、涞水两县开渠种稻，进行各种农业实验，先后撰写了《宜垦令》《农书草稿》《北耕录》等书，为《农政全书》的编写打下了基础。
天启四年（1624年），徐光启擢升为礼部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