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陆谦便是不拿出大封建政策，他也无须像刘邦、朱元璋那样，对功臣大肆下手。没有必要！更不用说，他早早的就拿出了大封建政策来，吊住了不少人的心思。
当然，这些都是废话，早已经歪题了。可以陆谦对朝局的控制，也不能消除文武之争。因为这早不是什么理念之争，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之争。
现在南宋小朝廷忽的发出旨意，要广州的种师道引兵灭了徐徽言，说一千道一万，那就是文官们看不得武将飞扬跋扈，跳到他们头上拉屎撒尿。更害怕如此会引发其连锁反应，若是其他握着兵权的武将也都有样学样，赵宋的天可就真的崩了。更兼之蜀中……
横竖那些当政的相公们不愿看到徐徽言再活蹦乱跳了。即使为此付出为数不多的一部分兵力，也在所不惜，心甘情愿。
他们又不是赵官家。北军来了，投降就是。日后便是没有了权柄，也好歹能安度余年。
事实上，南宋的局势到了眼下地步，可不就已经君臣离心了么。
要知道，正史上南宋灭亡前，可也一样是树倒猢狲散的。一如崇祯帝命人敲响景阳钟，召集百官，奈何应者寥寥一样。也如现下的南宋小朝廷一样。
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诗中写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任何一个时代，芸芸众生，能够在历史上闪闪发光的却仅仅只有那么几个，南宋也是如此。
朝代更替之时，往往是最能考验气节之时。正史上的两宋也好，眼下的赵宋也好，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优待士大夫的朝代，但是朝廷的优遇，真的换来来士大夫的忠诚吗？
正史上的德祐元年，元军沿江而下，一路夺取建康、苏州、常州后，临安城人心惶惶，朝廷大小官员，为保身家性命，带头逃跑。
同知枢密院事曾渊子、左司谏潘文卿、右正言季可、两浙转运副使许自、浙东安抚王霖龙、侍从陈坚、何梦桂、曾希颜等数十等几十名大臣乘夜逃走。
签书枢密院事文及翁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倪普等人，竟暗中指使御史台和谏院弹劾自己，以便卸任逃走，然而御史章未上，二人已先逃跑。
临朝的谢太后愤怒地贴榜于朝堂之上，斥责这些卖国求荣的无耻小人连人都算不上：“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竟然内外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所许谓何！却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何以见先帝！？”
然而，如此的斥责也不能阻挡官员的逃跑浪潮。南宋德祐二年，也就是西历1276年，南宋君臣过了一个凄凄惨惨戚戚的新年。正月初三，传来了嘉兴府守将开门投降的消息。正月初五，谢太后任命吴坚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当天在慈元殿下诏“宣麻”公告时，朝堂之上只有六名文官到场。
这就是士大夫的节操。
后世人很多说起南宋，不少人推崇其气节。什么十万人蹈海，很多人还鄙视朱明，说什么宋朝灭亡时有十万人蹈海，为何明朝灭亡时为何无人为之殉葬？
说的好像那曾渊子、潘文卿、季可、许自、王霖龙、陈坚、何梦桂、曾希颜、文及翁、倪普、留梦炎等人一个个都是为国尽忠的不二之臣一样。
那留梦炎还是状元呢，德祐元年，被任同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并拜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总督诸路军马。
他是受命于危难之时，可领命却不效命。称病于家不出，直至太后亲临其家，才出任左丞相。
不久，就干净利索的投降了元朝。
所以啊。就是赵桓也心里明白，都到如今这个份上了，指望着手下的大臣兀自人人忠心赤胆，还不如祈祷陆皇帝一口水给噎死呢。
要论一干大臣中真正为他考虑的，还真就只一个耿南仲。
后者到了贵州【桂省贵县】，是又病了，这会是真的生病了。一些事情自然便无从参与。直到听闻了消息才急忙求见赵桓，可为时已晚，那时候陈公辅已经离开多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