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鸿钧表情很淡然，没有丝毫的惊诧、紧张、惶恐，也没有惊慌失措，因为他跟华北的宋哲元一样，都对日本人这个德行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他显得有理有据、不卑不亢地说道：“首先，对于死难者，我方表示沉痛哀悼并愿给予慰问；其次，倘若我方在该事件中有责任，我方定当负责，倘若责任不在我方，我方亦要追究贵方责任。本田将军、冈本先生，你们已经看到了，事发地点在我方军队驻扎区地带，可以说，这里是军事禁区，但贵方人员无端闯入我方军事禁区，继而造成了该起不幸事件，依我之见…”
“胡说！”本田少将冷冷地打断俞鸿钧的话，“谁说这里是事发地点？也许是你们士兵在别处打死我方侨民，然后把尸体拖到这里来，从而伪造现场、推卸责任！”
“不错！”冈本季正振振有词，“被贵方无端逮捕的我方二人和被贵方无端打死的僧人，都是无辜的良善侨民！他们何错之有？何罪之有？为何要被囚禁、被杀害？而你们又以什么名义和理由对其进行囚禁和杀害？”
“郑团长！”杨虎显得十分怫然不悦地看着郑洞国，“为什么这样做？”
郑洞国辩解道：“我们看到这五个人形迹可疑地在机场附近转悠，就想进行调查和问话，那两个中国人的身上被搜出了间谍器材，证据确凿，他们也承认他们是受雇于日本人来刺探虹桥机场我方驻军情报的，另外，他们还招供那两个日本人是他们同伙，至于那个日本和尚，我们要求他过来接受问话时他却撒腿逃跑，我们命令他停下，但他置若罔闻，所以我方开枪，本打算打腿的，但不小心打中了他的腰部，造成他意外丧命。”
“这些都只是你们的一面之词罢了！根本不足为信！”本田少将不屑一顾。
“是的！”冈本季正立刻帮腔，“那两个中国人说了什么，都空口无凭，根本不能说明我方被扣押的两个侨民在从事间谍活动，至于那位僧人，他可能只是受到惊吓加上语言不同，所以惊慌逃离，结果被你们野蛮杀害！”
“本田将军、冈本先生，你们这样一口咬定，未免太武断了吧？”俞鸿钧神色冷淡，“事情真相究竟如何，需要贵我双方展开联合调查，还可以邀请第三方进行监督，黑是黑白是白，一切犹未可知，贵方就迫不及待地把责任都推到我方的身上，不得不令人产生别样猜测啊！”他话中带着一丝轻微的但又很明显的讥讽。受到蒋纬国“蝴蝶效应”的影响，中日战争虽然还是“如期”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正式爆发，但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已经跟原先历史上的那场八年抗战有着不小的差别，比如，平津和河北省没被日军轻易得手，日军在平津战役中一败涂地，损兵折将万人，眼下的平津会战进行得如火如荼，虽然中国陆军在地面上撑不住日本陆军的疯狂进攻，但中国空军在天空中表现神勇、斩获丰厚，打得日军航空兵灰头土脸，因为“开局很好”，所以中国各界的“惧日情绪”和“忧虑情绪”都相应地随之降低了很多，这种整体氛围落实到俞鸿钧这样的个人个体身上，自然而然，他面对日本人时腰板硬气不少。
“俞市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冈本季正气急败坏，“事实就在眼前，你们居然还想抵赖不承认？”
“冈本先生，贵方到底想怎么样？”俞鸿钧有点不耐烦。一个弱者面对强者的蛮横时，再怎么不耐烦也不得不强颜欢笑，但一个强者（或是自认为强者的弱者）面对强者的蛮横时，不耐烦就直接不耐烦了。
“哼！”冈本季正单刀直入，“第一，贵方必须立刻释放被贵方无端逮捕和囚禁的我方侨民；第二，贵方必须出资厚葬我方遭戕害的那名宗教人士；第三，贵方必须要向我方公开道歉；第四，贵方必须惩办开枪杀人的军人和下达开枪命令的军官；第五，贵方必须就此事进行赔偿；第六，贵方在虹桥机场一带的驻军的人数、装备、驻军地点必须要受到我方限制；第七，贵方必须在该地区撤除所有的防御工事；第八，虹桥机场的防卫事务由双方共同负责；第九，在以虹桥机场为中心的上海市沪西区（长宁区）境内必须要设立由我方主导监查机构，密切调查本区内是否存在排日反日的民间势力或组织，发现后，我方有权将其取缔；第十…”
蒋纬国听得想笑，他想笑的原因是无需多言的，同时，他还为另一件事想笑：这究竟算怎么回事？中日两国的军队明明已经在华北前线杀得天昏地暗、血肉横飞，但在上海这里，双方好像还是正常邦交国一样。在平津，中国人和日本人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共戴天，在上海，中国人和日本人居然还“相安无事”（虽说并非和睦相处，但也不是见面就要拼命）。之所以造成如此怪异的情况，一是中国没有对日宣战，只是开战，并且仅仅是局部开战而已，二是日本没有对华宣战（具体原因在前面已经交代过了），因此两国还处于“正常邦交状态”，东京有中国驻日大使馆，南京有日本驻华大使馆。双方各有各的顾忌，所以，虽然都恨不得把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但磨刀霍霍的动作只放在台面下，台面上依旧笑里藏刀地互相应付。另一方面，在华北、平津前线，日本主动进攻、中国被动防御，但在华东、淞沪前线，则是中国主动进攻、日本被动防御（起码在初期是这样）。俞鸿钧、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