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朝之后，贾亦韬刚返回乾清宫，立马就将所有的宫女太监打发了出去，一个人独处在那里，桌案上摆放着两张摘要，一个是可用之人的名单，全都是那些忠臣名将，另一个罗列着大明王朝所面临的最为迫切、亟待解决的九大问题。
这个时候，贾亦韬一脸的凝重之色，看着九大问题，喃喃道：“看来，现在最为迫切的不是西北的天灾，也不是辽东虎视眈眈的建奴，更不是即将到来的小冰河时期全面爆发，而是日益激烈的党争。”
朦胧之中，贾亦韬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二十一世纪的一句话，富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不仅是富人们的一种炫富方式，更是自信的表现。
凡是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
此刻，贾亦韬对这句话深有体会，不管是军备松弛，还是天灾不断，亦或是外敌的窥视，只要有钱，这些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消弭于无形之中。
党争，那是属于社会最顶层权贵的游戏，权力所带来的成就感，让那些人沉醉其中而不能自拔，远远不是财富能够替补的。
所以，自穿越以来的这段时间里，贾亦韬最为切身的体会，大明王朝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是党争，它就像跗骨之蛆，一点一点地蚕食大明江山，腐蚀大明的国力，破坏所能破坏的一切。
只要消除了党争，大明王朝就具备了中兴的条件，改革的基础，至于钱粮和土地兼并严重的问题，贾亦韬已经有了应对之策，只待分化、瓦解和削弱魏党和东林党，直至他们翻不起太大的波浪，皇权有所加强。
如此一来，贾亦韬方能实施他的诸多改革之策。
眸光闪烁，神情坚毅，贾亦韬望向了西南的方向，心中很是迫切，期待一名老将的到来，率领大明有名的一支军队，白杆子兵，赶来京城，为他镇场子。
贾亦韬等不及了，迫切想要消除朝堂上的党争，而驻扎在京畿的军队，充满了不确定性，与两党牵连甚广，其中的不稳定因素太多，难保不会出现意外。
毕竟，自大明建国以来，有太多的门第获得世袭的军功，只要进入军队，就能一蹴而就，当上指挥使、参将、游击之类的军官，如此一来，这些将军就属于权臣勋贵的一列，难保他们不会为了个人或一派的利益而做出有损国家的事情。
否则，登基之初，崇祯皇帝也不会如此忌惮魏忠贤。
因此，就在前段时间，贾亦韬下了一道密旨，让一代女将秦良玉率领白杆子兵，赶赴京城，让这支精锐之师震慑那些禁卫军，防患于未然，只有如此，贾亦韬方能安心地清除党争，将那些蛀虫一般的官员剔除出去，从而打下改革的基础。
毕竟，不管是怎样的改革，都需要极为可靠的官员去执行，而不是那些只懂得尔虞我诈之辈，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再如何紧要的事情，也比不过个人的私事来得重要。
皇太极兵围京城之时，那些官员还不忘攻击袁崇焕，直至将其置之于死地，无视鞑子在京师四周肆虐，为祸北直隶，足以说明他的可恶！
回想起这个决定之时，调来秦良玉，贾亦韬的脑海里盘旋着另一个念头。
后世之时，不管是共和国建立之初，还是那个老将盘踞于台湾，两者在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之时，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对军队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如此才能将一个个想法付诸于行动，进而实现。
贾亦韬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尽量的让自己放松下来，转而看向了那份忠臣名将的单子，同时对秦良玉抱了很大的期望，想起了崇祯赐秦良玉的一首诗，自己盗用之后，附在密旨之上。
学就西山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
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他们的眼里，许多的经济学术语也能为之引用，用于历史的研究。
劣币驱逐良币，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官场之上，凭着对明史的研究，不管是唐宋之时，还是明清之际，当满朝都是贪官污吏，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之辈，那些想要做事的官员就会受到排挤。
尤其是明末时期，这种情况尤为严重，打击对手，远比抵御外敌来得重要。
孙承宗，孙传庭，卢象升，曹文诏
或死于起义军之手，或是被建奴所杀，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表象，真正的凶手来源于朝堂之上，不仅仅是崇祯的猜忌与疑心，还有那些官员的推波助澜，火上浇油。
所以，经历过一件件的事情之后，武将认清了事实，满身的热血渐渐冷却，观念悄然的也发生转变，不再那么死忠，不再是以身殉国为荣。
最为关键的是，武将的地位大幅度下滑，远远比不上同阶的文官，还要受那些阉人的气。
翻开明末的历史不难发现，不乏拥有力挽狂澜能力的文臣武将，然而，他们的才能不仅让敌人忌惮，还有朝堂上的那些同僚嫉妒，以及一个帝王根深蒂固的观念，功高震主。
这一切的一切，早就注定了他们的遭遇与悲惨下场，才能很难得到尽情地施展，几乎是不可能，即便他们拥有一颗赤子之心，对朝廷非常的忠心。
出头的椽子先烂，不外如此！
所以，在末期的时候，很少看到武将以身殉国，许多的明军没有反抗，转身就投降了鞑子，或是与起义军同流合污，不只是说没有了良将，而是大明王朝让他们彻